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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掌控”絕對話語權誰來為基金公司高管減壓?

2013-11-05 14:52:37
來源:網絡

5月18日,公募基金業再度傳出大佬離職的消息。這一次,是位于上海的富國基金總經理竇玉明。

在過去幾年,基金公司大佬紛紛“掛印而去”,而如今,高管“離職潮”在中小基金公司身上“越演越烈”。

5月14日,成立僅僅三個月,一只產品未發售,一切還未步入正軌,前海開源基金的總經理苗榮祥就以“個人原因”四個字匆匆離職,他的離任,也刷新了新基金公司總經理任職的最短期限紀錄。

在眾多光環背后,基金公司老總的“動蕩”,成為更為牽動人心的話題。以人為本的基金業,最重要的是優秀團隊的穩定。

但現實的情況卻是,一家基金公司的注冊資本金通常為一、兩個億,但這一、兩個億往往決定一家基金公司的命運,進而影響到千百萬持有人的利益。持有人把上百億、上千億的錢交給基金公司打理,卻不能用手投票。

股東方希望短期盈利的心態,主導著基金公司的命運。他們寄望總經理文能懂管理有經驗、武能懂投資抓業績,上任就能給公司經營帶來實質突破。而在行業發展的瓶頸期,總經理依然需要背負各種考核的“大山”,重壓之下,一切都會變形,所以能夠看到,太多的總經理在一個較短的考核期內,做著那些著眼短期的決策。

誠然,毋須否定資本的力量,但對人的重視,該如何體現?資本掌控著絕對的話語權,誰來為基金公司高管減壓?讓其有更長遠的目光,為“基業長青”做出決策!

“60后”遭遇動蕩魔咒

5月14日,成立僅僅三個月,前海開源基金的總經理苗榮祥就已匆匆辭職。

苗榮祥的離開,也刷新了新基金公司總經理任職的最短期限紀錄。而他的“閃電”式離職,也僅僅是中小基金公司高管“離職潮”的一個縮影。

對于2010年之后成立的一批新基金公司而言,首個三年考核行將結束,這批所謂的“60后”基金公司,開始不斷地遭遇“動蕩”的魔咒。

所謂“60后”,是指中國基金成立序列中第60家以后的基金。自2010年7月,紐銀梅隆西部基金在時隔兩年的暫停審批之后,成為第61家基金公司,迄今為止,加上5月16日獲證監會批準設立的道富基金,已誕生21家“60后”基金公司。

然而,不到3年的時間里,上述基金公司近三分之一的總經理已經發生了變更。

2012年5月,長安基金發布一則公告:公司總經理曹陽離任。而長安基金公司在2011年9月才剛成立,這意味著原總經理曹陽任期不到8個月。

2012年6月,成立于2011年6月的方正富邦,宣布原總經理宋宜農離任,任職不到1年。

2012年7月,成立于2011年10月國金通用,宣布原總經理王文博離任,任職不到1年。

2012年12月,成立于2010年6月的紐銀梅隆西部基金,宣布原總經理胡斌離任。對于胡斌的離任,有業內人士表示,主要原因是股東方對業績及胡斌所交出的“成績單”不滿。

2013年4月,財通基金陳東升離任。對于這家新生代的“黑馬”基金公司,陳東升的離職,更多的原因在于任職期已滿,很快就將迎來“摘果子”的時機,但他卻選擇離開。

對于“60后”基金公司而言,沒有“一出生就風華正茂”,反而面臨著行業的整體性難題:財富效應缺失遭遇信任危機、市場競爭越發白熱化、渠道優勢薄弱等等。

除了經營困局,“人才荒”更是困擾著公募“新軍”,新公司高管變動的頻繁程度顯然已經超越了不少股東方的想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中小基金公司的“總經理”一職變得如此“動蕩不安”?

“持續低迷的市場,小基金公司很難做大規模,在這個得人才者得一切的行業,小基金公司更是難以招到人才。與此同時,股東方對于基金公司規模、利潤往往是有硬指標要求。在內外受困之下,有時候基金公司老總難免疲于奔命。”一位業內人士說。

一位離職的基金公司高管此前對記者感慨:除了壓力之外,一些公司的人事關系也極其復雜,在這樣的公司,創業激情終究會被消磨殆盡。

雖然基金公司總經理離職原因各異,但在一位小型基金公司副總看來,小公司總經理更多是因為難以完成股東提出的經營目標而“被迫”離任。

業內人士透露,年初新華基金總經理孫枝來離任,與沒有達到股東提出的日均100億規模保有量有一定關系。

上述人士感慨,完不成股東定下的規模、利潤指標,許多基金公司的老總都不知道干完這一任期之后,自己會在哪里,這種狀況肯定影響公司的發展,導致投資和管理行為短期化,最終是不利于保護持有人利益的。

總經理“缺位”的尷尬

一邊是總經理的頻頻離職,另一邊卻是,業內對于既風光又高薪酬的基金公司總經理一職,開始變得有些敬而遠之?

2012年5日,信達澳銀基金公司總經理王重昆離職。5個多月過去了,該公司總經理依然空缺,由董事長何加武代任。

對于王重昆的離開,公司公告僅僅用了“個人原因”四個字。但有知情人士表示,王重昆離開信達澳銀,很可能是在利潤目標上和股東沒有達成一致。

業內人士透露,信達澳銀基金公司的股東為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信達資產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在為上市做準備,自然對信達澳銀利潤有較高要求。

事實上,早在2010年時,信達資產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長田國立就曾表示:“股份化改造是信達商業化轉型的第一步,接下來要適時引入境內外戰略投資者,擇機在境內外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

而2012年,信達資產股份有限公司已經引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UBSAG、中信資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StandardCharteredFinancialHoldings四家戰略投資者,由此可見,其離上市的目標更進了一步。

“信達澳銀股東要準備上市,而如今離上市已近,對旗下子公司提出了較高的利潤要求,但在行業大趨勢并不樂觀的背景下,信達澳銀很難達到股東的要求。”上述人士坦言。

而另一個事實,亦進一步支撐了上述人士的判斷。據了解,2012年,信達澳銀基金年終獎大幅下滑,據有關媒體報道,下滑幅度甚至達到了30%以上。

“降薪之后,信達澳銀的基金經理一年年薪也就在50萬左右,而剛剛進入公司的年輕研究員,年薪也僅有十來萬。”對于信達澳銀明顯低于業內薪資水平的現狀,上述人士表示出了一絲擔憂,“這樣的薪資水平很難留住優秀的人才。”

對于這樣的薪資水平,也很難招到合適的總經理人選。有董事長代理基金公司總經理,并不在少數。

包括南方基金、光大保德信、新華基金和前海開源等在內的4家基金公司,都是由董事長來代任總經理一職。

而隨著基金管理公司的擴容,“高管缺位”的現象可能會愈演愈烈。此外,基金公司股東對于總經理的選擇,其條件也可謂“苛刻”。

一位前十大基金公司總經理曾透露,基金公司股東方理想中的總經理人選,是文能懂管理有經驗、武能懂投資抓業績,上任就能給公司經營帶來實質突破的人選。

而依著上述兩個硬性條件初步過濾,符合的人選寥寥無幾。

上述總經理坦言,真正理解基金業、并且具有長期公募基金管理經驗的將帥其實不多,而這些久經市場磨煉的高管們歷經基業沉浮后,不少退意萌生。而一些能夠勝任的人中也未必愿意接手這個“燙手山芋”,尤其是做投資的就更不愿意來做這個“苦差”。

“對于小公司總經理,百來萬的年薪,相比其承受的壓力,而遭遇的‘夾板氣’而言,顯得得不償失。”一位小型基金公司副總坦言,在總經理一職的高壓下,我寧愿選擇做一個副總。

股東“強勢”要利潤

總經理“缺位”的尷尬背后,折射的是基金公司股東對于利潤的“苛求”,而在行業景氣度下降的背景下,基金公司為股東賺錢的能力正在減弱。

即便是這樣,個別小基金公司的股東,依舊提出了更高的利潤指標。

如果盤點一下2012年基金公司的盈利狀況,則會很清晰地看到,小公司的生存壓力進一步凸顯。

據統計,在可比的42家基金公司中,有27家2012年凈利潤同比下滑。從利潤規模看,去年42家公司整體盈利51.67億,相較2011年62.30億的水平進一步下降。

單看小基金公司,大摩華鑫2011年虧損1904.08萬,2012年虧損3756.78萬,虧損進一步擴大;金鷹基金2011年凈利潤為115萬,而去年虧損了556.00萬元;益民基金雖然去年實現凈利潤780.05萬,但相較2011年2016.22萬的凈利潤水平,下滑幅度亦高達61.31%。

統計還顯示,“60后”基金公司生存堪憂,在去年出現虧損的13家基金公司中(包含1家不可比公司),安信基金、國金通用和富安達3家虧損最巨,分別達到4750.78萬、4575.13萬和3878.03萬;此外,方正富邦、長安等中小公司也出現不同程度虧損。

除了銀行系基金公司以外,其他基金公司開董事會時,股東的責難都不少。大基金公司日子,也未必會好過。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副總經理此前表示,行業排名前二十的基金公司中,除去銀行系基金公司,多數基金公司在利潤增速上均出現了顯著放緩。

即便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部分基金公司股東,依然提出了更高的利潤指標。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寶盈基金董事會對于2013年的經營目標有了更高的要求,即收入增長30%,利潤增長20%。

事實上,寶盈基金旗下兩只基金靠著優異的業績表現,在今年實現了規模的增長,但對于這樣一家小公司而言,上述經營目標帶給公司管理團隊的壓力依然是巨大的。

在艱巨的利潤指標下,部分基金公司年終獎大幅下滑。其中,不乏規模處于一線的大型基金公司。

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透露,“對于2012年的經營目標,股東相當不滿意。公司的年終獎,也一拖再拖,據說是非常低的。”

深圳一家中型基金公司人士也透露,由于年終獎降幅過大,且遲遲不發,公司人員流失過大,考慮到團隊的穩定性,公司僅僅對于個別優秀的員工加了一些薪水。

業內一家長期業績表現不錯的基金公司人士透露,公司凈利潤連續幾年下滑,而2012年也沒有達到股東方的要求,年終獎本來是要大幅下降的,但公司管理層卻主動將自己的年終獎的一大部分讓渡了出來給普通員工。

此外,據了解,基金公司各種預算卡的越來越緊,各種廣告、持續營銷費用較之去年直接減半,而部分中小型基金公司的新基金發行甚至被迫實行“裸發”。

對于基金股東強勢“要”利潤的現象,一位業內資深的基金分析師認為,和股東對公司發展理念的協調,是基金公司高管目前非常在意的一個事情。股東對于短期利潤的堅持,常常會讓基金公司的老總在堅守的道路上看不到曙光,甚至會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最終在這種討價還價中,還是帶著一肚子怨氣離開公司。

“棄公轉私”的無奈

光環不再,公募基金業已陷入“圍城”。隨著證監會繼續發放新公募的“準生證”,行業擴容進一步加速。相對于先行者們,后來者所面臨的生存環境更加堪憂。

“在今年的這種競爭環境下,小公司根本沒有還手之力。如果不是因為還叫公募基金,我們今年打算一只公募產品都不發,因為根本發不起。”一位中型基金公司的老總感慨。

銀行的強勢地位始終難以撼動,發得越多,虧得越多,似乎成為行業難以破解的“困境”。面對越發越虧的困局,一些小公司甚至不得不放棄新基金發行。

事實上,自2012年以來,寶盈基金未曾發行過一只新基金。而上一只新基金的發行,已經是2011年9月份。

此外,2012年,在“轟轟烈烈”的新基金發行大潮中,仍有包括寶盈、天治、華富、英大等在內的基金公司未曾發行過一只新基金。

而部分急于擴大規模的基金公司,選擇了并不“合適”的產品發行。一家基金公司的市場部總監一臉無奈地表示,雖然公司知道今年權益類產品的機會更大一些,但仍然選擇了發行債券基金,因為權益類產品很難發出規模。事實上,現在的債券市場的機會已經不大了,而股市基本還處于底部。

急于提升經營業績的基金公司管理層,開始將專戶視為突圍的捷徑。“我們對專戶業務采取更為靈活的機制,盡量不讓公司投入過多資源。”一位基金公司專戶負責人表示,“雖然小公司的專戶更多的是承接的通道業務,利潤微薄,但這總比發行公募基金虧錢要好。”

從中國基金業協會公布了最新的證券投資基金市場數據來看,在公募基金遭遇全面凈贖回的背景下,非公募業務卻加速擴容。

具體來看,股票型、混合型、債券型、QDII基金4月份均出現凈贖回,分別減少了272.3億元、74.4億元、12.02億元和10.72億元。而僅僅貨幣基金規模增長了488.38億元。

與此截然不同的是,在公募基金萎縮的同時,非公募業務卻出現了快速增長。4月非公募業務規模增加近800億元,較3月份增長9.5%,成為今年以來最高單月增幅。統計顯示,今年前4個月基金非公募業務共增長1492.14億元。

不過,股東方也不愿意在專戶業務上做大的投入,他們的考慮更為現實。在基金公司股東方看來,目前多數基金公司的專戶僅停留在通道業務上,對于小公司而言,通道業務的規模更是占據了大頭,對于這類風險和收益并不匹配的業務,不能作為小公司的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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